- 谢新水;
数字化将带来一场大规模的革命,于任何国家而言,如何引领数字化都是一个具有时代价值的问题。从社会制度要素看,数字化要有超越工业化的社会行动模式。英国之所以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轫国和主导国,是基于人的社会协作模式在起作用,具体包括占有性个人主义提供了社会协作的支点、企业家精神赋予社会协作动能、去中央化的权力结构提供了社会协作势能、利益分享保障社会协作可持续。在全球化、风险社会中开启的数字化与工业化有关联性,那就是,要从社会协作迈向社会合作。这是因为数字化竞争具有特殊性,而且数字化本身具有道德属性。这就决定了数字化的可持续发展不能忽视隐藏于其中的"社会事实":合作共享。数字化的根本目的不再是个人利益,而是要提升全社会的福利和全球福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只有践行合作共享的发展理念,才能保证数字化的可持续发展,才可能成为数字化的主导国。
2021年03期 No.239 67-7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59K] - 姚尚建;
从工业化到数字化,中国的城市发展与治理开始直面工业革命的多重转向。数字城市是指城市的可计算性,在城市治理中,数字化转型包括信息适应型治理、数据应用型治理与算法引领型治理等三个阶段的内容。由于贫困的相对性,任何剥夺能力与权利的治理都有可能使城市居民陷入贫困。数字城市反贫困要畅通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技术通道,降低城市生活的数字门槛,分享城市数据红利;从城市权利的角度,基于计算的治理需要拓展城市权利的获得路径,防范城市数字化转型对于权利的计算,从信息均衡、数据共享到差异共存等三个方面实现城市数字化转型。
2021年03期 No.239 80-89+15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70K] - 梅杰;
数字技术与公共治理的深度融合既经历了从数字地球到数字国家再到智慧城市的实践推进,也面临着数字压迫下的主体性危机和伦理困境。数字化转型的历史出场与人类社会的伦理纲常彼此勾连,主体性的保卫在数字压迫下无奈启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暴发的"数据邻避"现象使得城市数字治理不得不思考便捷生活同个人隐私、技术导向和以人为本等复杂关系间的调和与平衡。数字技术具有发展上的不确定性和应用上的异化可能,因此,必须警惕数字化转型滑向算法独裁的潜在风险。在技术适配城市的过程中,城市成为数字技术价值体现的最佳场域,数字化转型又为提升城市能级,促进整体跃迁提供了重要的技术跳板,二者间形成了彼此依存的紧密连接。然而,无论是西方智慧城市探索,还是中国城市数字化转型实践,教训和经验都提醒着一个重要事实:必须尊重人的主体性价值,在观念、制度、规范变换中引导科技向善和城市数字治理现代化的协同推进。
2021年03期 No.239 90-10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16K]
- 倪星;许凤显;
各国政治实践表明,作为公共权力代理人的政府拥有过大权力是诱发腐败的主要原因,而委托代理关系带来的信息不对称状态使得腐败愈趋严重。本文以韩国李明博政府(2008—2012年)和朴槿惠政府(2013—2017年)执政期间的375个样本为对象,依托韩国政府机关权力指数和信息公开年度报告等统计数据,采用面板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发现行政权力大小与政府清廉度显著负相关,信息公开程度与政府清廉度显著正相关。同时,信息公开程度发挥着调节作用,缓解了行政权力给清廉度所带来的负向影响。因此,在行政改革和廉政建设中,必须优先调整政府机关的职责类型,限制行政权力范围,规范权力运作,并积极推广运用信息公开制度,使之真正落到实处。
2021年03期 No.239 102-117+1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40K] - 韩志明;李春生;
精细化管理是超越粗放式管理的城市管理形态,是现代城市管理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必须要通过精细化的运作来进行落实。文章通过对各地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政策文本和管理实践进行描述性分析,发现尽管城市的发展阶段、规模体量及其面临问题等有所不同,但各地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方案及其实践却具有相当程度的共性,尤其是在价值理念、工作目标、主要任务、保障机制、量化指标和组织落实等六个方面,展现出科学设计、理性规划、精益求精和精心运作的特性,也取得了良好的管理效益。城市管理千头万绪,从粗放式管理到精细化管理不可能一蹴而就。实现城市的精细化管理需要循序渐进,不断积累相关知识和技能,从而更好地推动城市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2021年03期 No.239 118-129+1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31K]
- 古洪能;
国家治理成效就是国家治理的结果,包括目标任务已经达成(成就)和尚未达成的情况以及由此所付出的代价。作为国家治理者的组织体系,政党政治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已经演变为"以政党为中心"的政党治国体系,是国家治理成效的内因和根源。新中国构建的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政党领导治国体系,在改革开放前具有单调、严厉、刚性的显著特征,在那些需要集中力量的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同时难以预防和纠正错误,也产生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和后果。改革开放后重构的政党领导治国体系更为包容、更为宽松和更具弹性,由此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但因其控制机制和社会组成等还不够完善,所以还存在腐败、社会矛盾冲突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的政党领导治国体系是新中国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源,所以必须坚持;同时这套体系还需继续改进完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以保持和扩大国家治理成就并最终实现国家良治。
2021年03期 No.239 130-14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08K] - 杨欢;丁俊萍;
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政权机关的制度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内核,也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奇迹"的成功奥秘。透视党领导国家政权机关的制度体系和过程机制,以呈现党是如何领导国家政权机关的这一经验事实,有助于更好地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从内向视角来看,党在纵向上通过"七大制度柱石"进入国家政权机关并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并在横向上将七大制度以"毛细血管作用"的方式嵌入六大政权机关日常运作中,以实现党对国家"六权"的统摄与领导。这种制度创举丰富了政体类型学的既有知识,为国家治理体系的谱系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方案"。
2021年03期 No.239 141-15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58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