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建立起完善健全的制度体系。在这一制度体系中，作为“制度一般”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运行基石，作为“制度特殊”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根本保障，作为“制度个别”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重要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效发展的关键支撑。研究认为，必须不断健全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着力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持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制度。
文明创造是探究中国式现代化深层意蕴和文明效应的重要理论视角。从唯物史观来看，文明创造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鲜明的实践要求，是人类满足自身多样需要的过程与成果，是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发展，是具有世界历史效应的伟大实践。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转型，开启了人类社会的现代文明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世界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展现了建设现代文明的另一幅图景，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表现为一种独特的文明创造，为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作出了新的创造性贡献。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两个结合”最大法宝、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并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得以进一步开展文明创造的独特文明底蕴、实践基础、方法指引和思想共识。得益于文化、制度、方法论、价值等方面的多维建构，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拓宽自身的广度与深度，在实践中作出了新的文明贡献、塑造了新的文明样态、开创了新的文明道路、擘画了新的文明前景，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明百花园。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以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区分了党的建设和自我革命的概念范畴，提出了党的自我革命的系列定位，实现了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的范畴贯通，具有独立性、规定性、贯通性等内在特质。这一重要思想理论渊源十分丰富，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革命思想的坚持继承，也有对中国化时代化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的一贯续承，还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革故鼎新等理念的自觉传承。这一重要思想同时是一个不断展开、开放式的思想体系，在概念命名上经由独特意义的“战略思想”发展为普遍意义的“重要思想”,标志着“党的自我革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中的位阶得到了极大提升，也意味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实现从方针到办法、战略到战术、世界观到方法论的内容跃升。从学理上系统阐释上述内容，对深入认识和理解这一重要思想，进而更好地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具有重要意义。
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从理论与实践来看，必须也必然要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目前有关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学理阐释多从政治与经济矛盾运动、政党与国家之间关系等视角来进行，鲜有从中国共产党自身所具有的特质来阐释。严密的组织体系、把控改革的能力以及对执政资源的引导力与协调力，是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决定了必须也必然要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具体来说，党拥有“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组织体系，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党拥有有效把控改革进度和节奏的能力，能在经济体制改革不同阶段作出不同的重大决定；党拥有实现对执政资源的引导力与协调力，能有效实施宏观调控和为国家制定中长期规划以及重大经济发展战略提供物质保障。同时，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也进一步证明了，正是上述特质，决定了必须也必然要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当前税法规制人工智能的核心理念面临“促进和鼓励还是限制和禁止”的单一化思维。对人工智能与人类工作间的竞争关系缺乏考量，不但现行人工智能激励类税收政策无法深度驰援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风险与应用选择风险的消弭，而且人工智能修复类税收政策在优惠目的上与人工智能关联度显著不足、在优惠范围上和人工智能契合度显著不高、在优惠力度上对人工智能弊端修复不强、在优惠期限上对人工智能规制并不长久。立基于人工智能与人类工作的竞争优势，税法中立原则主张人工智能与人类工作在完成相同经济社会任务时保持均衡税负，并对竞争劣势方给予一定时期的税收支持，从而推动市场主体越发只依据人工智能与人类工作的内在属性及其机能自主决定使用比例，较少受到公权力干预。从技术、税收、法律三大维度证成税法中立适宜成为人工智能税制不可忽视的核心指导原则，通过重塑人工智能修复类税收优惠的短期策略和开征机器人税等人工智能新税种的远期策略打造我国人工智能中立税制。
数智技术的纵深发展让人类文明正在经历一场多要素、立体化和全景式变迁。在测度技术和牵引途径持续数智化的基础上，社会注意力呈现显著的涌现、分化和扩张态势，不断营造不同于以往的现代图景。由于被塑形、被影响以及被建构的痕迹日益凸显，社会注意力不再局限于一种心理和生理行为，而是成为一种复杂的社会行为，表现出资源属性加速凸显、配置机制不断健全和影响维度渐趋复杂等显著特征。伴随数据化、资源化、社会化的现代转向，社会注意力也相应面临失向风险，如区隔加深阻碍公共精神发展、分布离散弱化主流价值传播、秩序流变诱使话语结构失衡和操纵强化加剧意识形态斗争等问题。为此，需通过把握社会注意力配置的适度张力、警惕社会注意力配置的数据遮蔽、防范社会注意力配置的不良操纵以及深化社会注意力配置的科学引领等举措来保障数智时代社会注意力的规范有序与效能彰显。
在编制总量不突破的约束条件下，优化编制资源配置成为缓解基层机构编制压力的核心议题。以往研究多侧重于在编内与编外的二元框架内探讨缓解基层编制压力的途径，而较少采用系统性的分析视角对编内统筹模式进行类型化的实证剖析。基于多案例分析发现，地方政府通过编制下沉、综合协同以及跨域周转的路径，形成了跨层级减上补下、跨部门减多补少、跨地域减大补小的编内统筹模式，构建了一个涵盖纵向与横向、从权属一体向权属分离转变的大统筹机制，形塑系统式统筹治理特色，从而有效缓解了基层编制供需失衡的压力问题。编制资源配置的统筹治理有效促进了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同时也为地方政府深化编制改革、构建高效政府治理体系提供了制度建设的理论参考。
我国地方政府新兴数据部门与传统业务部门间的需求鸿沟是掣肘其推进“一件事”改革的关键因素，具体表现为数据部门难以征集来自业务部门的数据需求，业务部门则缺乏激励和能力将自身业务堵点转化为信息化语言以及相应的数据需求报送给数据部门。基于此，文章以S市2019年与2023年两次“一件事”改革的实践探索为例，通过对话“嵌入性自主”理论，指出作为牵头机构的数据部门在“一件事”改革中行为策略选择的两个关键面向：一是受到科层制度的环境约束，二是需要发挥数字技术的能动作用，进一步提炼出“一件事”改革“自主性—嵌入性”的特征形态。文章采用比较案例分析与纵向案例叙事的方法对S市两次“一件事”改革案例的具体过程进行分解，建构出“政治势能—资源整合—业务嵌入”的改革过程分析框架，并在现实层面揭示了数据部门与业务部门需求鸿沟产生的过程，提出以“技术嵌入业务”的路径，作为消除需求鸿沟的启示与对策。
清晰性是国家机器的中心问题，实现智慧高效治理的前提是对社会事实的清晰化认证。基于对全国网格化治理的经验研究，文章认为网格化治理体制包含着自下而上的网格员一线数据认证与大数据研判后下发信息的精准核查两个数据流，并由此形塑了两个认证机制：由“屋”及“人”(事)和由“人”(事)及“屋”,具备了对基层社会清晰化认证的能力。但清晰化认证情景所型构的治理体系并没有充分的制度能力来调动治理参与者消化高清社会信息，从而出现了基层治理增负加压的意外后果，智慧高效治理的实现仍面临着一系列技术理性与政治理性动态适配的问题。研究发现，通过不变体制变机制的治理机制创新，可以解决网格事件的采办矛盾、治理主体的协同矛盾与技术认证有效性的自证矛盾，适配技术理性与政治理性。适配型治理是实用主义逻辑下智慧高效治理实现的创新范式。这表明，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指向的是技术理性与政治理性的适配。基层智慧治理的迭代，不仅仅是数字信息技术与算法的迭代，还是微观治理机制的迭代。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中面临的灾害风险呈现鲜明的不确定性与复合叠加的特征，而城市社区日益成为风险的积聚点和治理着力点，由此引发新一轮对城市社区治理的理论反思和实践探索。其中，韧性被引入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成为重要的制度要素。但韧性自有其与治理体系的边界抵牾，亦难以客观映射治理的行动面向，因而从韧性治理走向韧性治理共同体既是对公共治理理论的丰富，也是推动共同体理论研究与韧性社区实践在城市复合型风险问题上开展有效对话的现实回应。在深描我国城市社区韧性治理共同体的情境叙事与理论内涵的基础上，遵循“建构到解构”的分析路径，从共同在场和技术赋能两个维度出发，将城市社区韧性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化约为联结共同体的一般性逻辑和形塑韧性的情境性逻辑。但这种简化的程式化模型也容易导致两条逻辑线之间“体用分离”的裂痕。因此，需要设置城市社区韧性治理共同体从“悬浮”到“落地”的运行机制，呼应韧性治理与共同体有机融合的行动实践。而以“结构适应—主体适应—环境适应”为核心构成的治理框架，通过松散耦合的制度联结，践行以国家能力建设为目标的社区治理主体嵌入和因地制宜的情境互动，以及服膺于环境的知识汲取与技术解蔽，进而从适应性的角度对治理模式的融合给出了解决方案。
为了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党和政府提出了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战略部署。马克思主义人口观和生育观、传统生育文化以及计划行为理论分别构成了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思想基础、文化基础和理论基础。生育友好型社会是指一种理想型的社会状态，在此状态下，生育尊严得到普遍尊重，生育权利得到强力维护，生育潜力得到有效释放，育儿焦虑得到缓解，家庭福祉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切。进一步说，生育友好的内涵包括生育过程的安适性、生育政策的包容性、生育服务的公平性、生育价值的人文性以及生育权益维护的主动性等多个方面。制度友好、服务友好、空间友好和文化友好共同组成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基本框架。目前，我国社会存在“想生不能生”和“愿生不敢生”等多种生育不友好现象，以及片面追求生育工具性和忽视生育人文性的价值取向与认知误区。另外，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适时对其动力机制、激励机制、整合机制和保障机制做出调整和优化。
数智化既是显著提高我国社会保障信息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的支柱，也是有效改善低收入人口兜底保障现状及实现共同富裕的利器，其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日渐突出。在历经“试点建设”到“普及推广”再到“定型完善”三阶段跨越式发展后，我国低收入人口救助帮扶的数智化伴随着基本民生保障制度的进步而日臻完善，为我国兜牢守稳民生保障底线提供了坚实支撑。站在新的时代潮头，我国应当以建设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智化平台为目标，充分利用其集成分析优势来打造救助帮扶的“风险感知触手”“信息神经中枢”和“数字治理大脑”,通过数据、算法、算力的创新来增进系统的互联互通、敏捷高效和协同联动能力，以全面提升低收入人口的识别发现、监测预警和常态化帮扶质量。研究建议，我国系统谋划数智化建设道路的中国方案，充分利用科技赋能来因应现代家庭风险，积极破除数智化建设进程中的痛点堵点，以科技赋能来促进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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