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政治学说与中国政治现代化

本文祥析了邓小平政治学说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基本原理的基础之上,根据时代的变化,与时俱进地进行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成为在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指导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理论。

论邓小平应对和驾驭复杂局面的政治智慧

邓小平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以“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气魄、无与伦比的政治智慧应对驾驭各种复杂局面。主要体现在关系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作出的重大政治决策;革故鼎新,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处变不惊,镇定应对国际风云的急剧变化;敏锐决断,及时发现和排除现代化建设中的各种干扰等方面。邓小平应对和驾驭复杂局面的政治智慧、洞察一切的直悟能力,来源于他独特的、丰富的个人经历和求实开明、顽强果敢的人格风范,更来源于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和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深刻把握和熟练运用。邓小平驾驭复杂局面的政治智慧,是传承给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论政府诚信以及政府的社会信用建设功能

做人要讲诚信,政府也要讲诚信。在整个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政府都不能够做到诚信。现在,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对政府诚信的问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新时期的政府只有努力做到诚信并建立起与社会、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才能在社会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政府在自己做到诚信的同时,还需要为整个社会建立起信用体系,提供信用秩序,这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政府除了需要通过直接的行政行为为社会提供信用秩序之外,更需要建立起稳定的信用法律制度体系,即通过法律制度的途径为社会提供信用秩序。

小康社会政治文明主体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发展路径

小康社会政治文明主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包括团体的政治文明主体和个体的政治文明主体的不平衡。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针对这种不平衡性,采取正确的发展路径:要处理好政党组织与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及其内部的相互关系,使其平衡发展;要充分发挥各种社会团体和民间精英的作用,实现利益表达、博弈、调控的制度化;要积极提高广大民众的政治参政意识和参政能力,改变民众特别是农民参政相对滞后的状况;要把提高政治家和官员的政治素质作为政治文明主体建设的重点。

自利祛魅与责任重塑——自利限度思考与责任伦理建设

本文首先从界说自利神魅入手,反思和拷问了相关理论认识与社会现实,全面探讨了自利的限度性及局限性,祛除了自利不应具有的神魅。接着,作者提出应着力进行以塑造勇担责任的伦理精神为基点的责任伦理建设,并从个体社会性、个人自我实现及社会可持续发展三方面阐发了塑造伦理精神的可行性机制。

创建公共危机管理学的必要性与内容体系的构建

公共危机管理是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也将是政府长期面临的一项挑战性的工作。目前我国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能力较弱,公共危机管理理论研究和教育薄弱、滞后。因此,为了更好地指导公共危机管理实践,整合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成果,明确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目标和内容,应当创建公共危机管理学并明确其内容体系。

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视野中的社团角色

至今为止,虽然中国社团发展还不成熟,但其在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始终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只是由于受客观环境的制约,社团所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有所不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团发展呈现出参与领域不断扩展、利益表达功能逐步强化、自主性逐渐增强、影响力日益扩大的趋势,这对政治参与、政治权威、政府决策、政府权能、机构改革等形成了巨大挑战。因此对社团的改革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关于市场经济与社会分层的思考

市场经济不仅是社会分层的动力,也对社会各阶级阶层起着整合作用,这是典型的市场经济对社会分层的悖论,本文从该悖论开始着笔并论述各阶级阶层对市场的回应及其政治后果。

人权的人性解析

人权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人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人权与人性具有密切的联系。只有从人性入手,才能深得人权的要义。人不仅仅是“经济人”、“政治人”、“道德人”、“社会人”或“文化人”,人是追求各种价值的“经济人”。从“价值人”理论的视野里,人权的实质是人对各种价值的追求权;人权确保的不是某种具体的权利,而是权利的全面性;人权全面性的实现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必须积极地促进人权从片面人权向全面人权的转变。

新世纪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环境背景分析

执政能力建设必须要适应执政环境和执政条件的变化。这是任何政党完成执政使命、保持执政地位的一条规律。进入新世纪,执政环境呈现出更加快速深刻的变化,这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全新要求。

关于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改进的几点思考

当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体制总体上是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形势的。但是,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仍然存在执政党职权与国家政权职权的部分性混合,执政党部分地兼有国家政权的职权,执政党和国家某些自身职权相对弱化等问题,要改善中国共产党当前的执政体制,必须做到:制定一部规范执政党执政行为的法律,使执政党执政有法可依;根据党政不同职能进一步形成处理党与人大、政府、司法机关的关系的机制;实行以党政职能分开为基础的依法执政体制,必须强化党内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依法规范党内权力运作。

当代农民权利贫困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影响

农民权利贫困与党的执政基础密切相关。农民阶层将长期成为党重要的执政基础。从政治、经济与文化三方面入手分析当代农民权利贫困的现状,分析农民权利贫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在农村执政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对于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至关重要。同时,还应严重关注农村强势阶层的兴起对党的执政基础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非行政化: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变革的必然要求——四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重点和途径之一,是正确处理党权与政权的关系,还完整管理权于政,努力实现领导与执政的非行政化。这是长期未能解决但又是绕不过的必由之路。本文从革命党与执政党所处方位及与政权机关关系的不同、现代政治文明和全球社会治理模式对执政党的要求、我党领导与执政的本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误区和弊端、党与政府的不同职能等视角,论证了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非行政化的必然性和科学依据,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认为近年来出现的“党政合一”主张不具有合理性。

论加强党员直接参与党内事务的制度建设

参与党内事务是党员作为党内权力主体的最基本体现,在党员直接参与党内事务方面,重点是保障党员对党内事务的知情权,不断强化对党内权力的监督权。关键在于制度创新,以完备的制度为党员主体提供多维的信息平台和参与渠道。

论社会转型与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

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推动着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从而使基层党组织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第一,党赖以掌握的做群众工作的资源已经改变。第二,党所面对的基层社会的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三,党在基层社会发挥作用的方式有了新的要求。社会转型期基层党组织面临的挑战,直接冲击了党组织的功能定位。当前,基层党组织应主要发挥以下功能:第一,政治引导功能;第二,社会控制功能;第三,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功能。第四,教育和管理党员,吸纳和培育社会精英的功能。

当前我国城市基层党组织功能变迁的制度创新

社区党建是我国基层党建的一个重点,城市社区在改革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因此,分析当前我国城市基层党组织功能变迁问题,并结合当前实际对城市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进行合理定位至关重要。当前城市基层党组织在功能变迁的过程中要注重四个方面的创新。

“SARS”与“禽流感”期间媒体传播比较研究——基于上海地区实证分析

危机管理的核心是传播,是危机信息由少数人知道到多数人知道的过程。文章将上海地区“禽流感”与“SARS"期间的媒体传播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出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媒体传播的基本策略。

自发秩序、诱致变迁与强制变迁:改革思路的选择

改革的思想源泉体现为严格平行的两条路径:自发秩序原则与强制变迁原则。两条路径为什么分别被不同的国家所采用,内部的制度规范有什么差异,会对改革发展造成什么影响?我们对现有的改革模式进行对比分析,认为能充分激励各方参与人改革热情的方式应当是诱致性制度变迁。

“自下而上”评价政府绩效探索:“公民评议政府”的得失分析

本文从评价主体、评价空间与时间、评价对象与指标、评价方式与结果几个方面对“公民评议政府”的现状进行了归纳和分析,进而指出“公民评议政府”对于改善我国地方政府的公共形象、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以及扩展民主监督渠道等方面的现实意义,同时指出其存在的一些不足。

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边缘性不可忽视

农民工在整个社会中处于边缘性的地位,不仅表现在经济、社会、文化等生活方面,同时也表现在他们的政治生活方面。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不仅是流动人口的自身权利,也是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其参与状况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也关系到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

农村基层组织与“农民精英”

本文对转型时期我国乡村治理的结构变迁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农民精英”这一特殊群体的制度原因和社会背景及其与农村基层组织之间的冲突关系,提出改善乡村治理的关键在于客观认识、高度重视、理性对待农民精英,并从化解冲突、寻求合作入手,重塑国家权威、基层权威与民间权威的良性互动机制。

论效率、公平和平等收入者的关系

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社会分配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经济效率,社会公平,资本形态,产权与分配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认识到“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是经济有效发展和社会公平趋势的契合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有效途径。

论西方公共财政与我国的公共财政建设

在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的条件下,公共财政既是政府经济干预的重要工具,也是政府实施其它干预的重要载体。从一定意义上讲,构建公共财政,既是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之一,又是新体制顺利运行的重要经济保障。本文从分析公共财政的内涵与特征入手,借鉴西方公共财政的理论与实践,剖析我国公共财政建设的现状与问题,以及深化改革的背景与依据,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模式和路径选择。

现代科技人文回归的几种趋向

不容置否:现代化发展需要强大的科技支持,可是科技不与人文结合是无法产生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的。西方现代化过程所遭遇的种种困境强有力地证明这一点。现代科技的人文回归已成为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变化。

地方商业银行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探讨

市场经济的发展呼唤着地方商业银行与中小企业互为伴随共同发展,但目前地方商业银行在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中仍存有许多障碍因素,这些障碍因素的有效解决需要我们大力进行制度创新,因只有制度创新,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解决才能有实质性进展。

虚假与制约: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虚假信息披露屡禁不止,扰乱了我国市场经济秩序,严重影响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是多种多样的,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制度体系中的不足是其重要原因。因此,应当进一步规范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法律责任;加强政府监管,强化政府职责;做到诚信勤勉,提升职业道德;建立专用系统,丰富披露手段。以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文化全球化的实质与消极后果——兼论鼓吹“文化全球化”与“文化转型”的盲目

20世纪的经济“全球化”给人类社会带来大量的新变化,但也随之带来了许多的问题。国内有些善良的学者,大多看到了“文化全球化”表象的,纵向的新旧交替,但那些有意无意间流露出的“向西方现代文明扩张的伟大结局致敬”的宏论,则忽视了中西方文化之间的横向的,单向的影响。虽然关于文化全球化的争论,至今没有结果,但随着这个概念的不断重复,文化界已经有把“文化全球化”当作“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同质化”的代词,“约定俗成”地固定下来的走向。对此,必须弄清“文化全球化”的实质和给我们带来的后果。

从文化视角对片面发展观的理性批判

闭关锁国谋求现代化的西方参照、经济理论研究中的洋教条以及实际工作中的急功近利、形而上学,干部评价制度的偏颇,此四者的结合导致片面发展观在我国的实际存在,并对经济发展,特别是对文化建设产生种种消极影响,甚至严重危害。批判片面发展观,清除其影响,则是树立科学发展观的逻辑前提。

论当代青年在社会转型中的道德责任

社会分化是社会转型最基本的特征,这种分化打破了原有的结构要素之间的恒定关系,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文化价值观的失衡。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生活各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必然会对正经历着这样一种剧变的青年在心灵上产生剧烈震荡,而青年的道德观念也在这种震荡中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嬗变,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冲突中,当代青年一方面被新生活所诱惑,另一方面又被旧心态所禁锢,陷入了无法回避的道德困境。为推动社会转型的顺利实现,当代青年应振奋精神,肩负适应社会转型所需要的道德责任。

当前青少年的道德防线面临的主要挑战及对策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当前我们青少年群体的道德状况总体上是健康向上的,但其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本文结合现实分析了影响当前青少年思想道德良性发展的几个主要因素,并对巩固青少年道德防线的问题进行了思考。

现代企业劳动要素财产权的法律调整

现代企业既是生产要素的合约,也是产权的合约。生产要素及其产权的价值决定于其对产品的贡献。在生产要素中,劳动要素具有决定性。合理界定劳动要素财产权不仅有助于确认和保护劳动者的应有权益,而且有助于合理配置企业资源,提高企业效率,最终保障各方权益的实现。

建设法治政府 推动法文化革新——依法行政须树立现代行政法治观念

本文提出观念更新是建设法治政府的要义;概括分析了法治政府的六个要件,即有限政府、法制统一政府、透明廉洁政府、公正诚信政府、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概括提出了行政公务人员应当树立的现代行政法治观念,即宪法至上、尊重人权、行政权限、行政民主、行政服务、政府诚信、行政程序、监督责任、权利救济、法治渐进等十种观念。

公益征收征用补偿标准探析

全国人大第四次修宪规定了公益征收征用应该给予“补偿”的原则,国家应当制定公益征收征用法,依据实际情况确立“补偿”的具体标准。根据我国公益征收征用的具体情况,对被征收征用人的补偿可分别实行“完全补偿”、“适当补偿”、“超值补偿”几种不同标准。现阶段不宜主张公益征收征用中的精神损失补偿,也不宜把对财产权的限制即“实质侵犯”也包括在公益征收征用的补偿范围之内。

公众参与是行政立法正当性的基础

行政立法虽然是当今世界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但是由于行政立法机关不是由民选代表组成,缺乏民意基础,因此需要公众参与行政立法促进行政立法的民主化,只有公众参与,行政立法才能获得民主正当性,行政立法程序才可能构成正当程序。公众参与必须符合自愿、平等、有效的实质要求。我国行政立法程序应当提高立法层次,强化公众参与制度,提高行政立法程序的民主化程度。

加强和改进行政执法工作的若干对策建议

执法主体相互间权限不明职责不清、一些领导机关和个别领导人对行政执法进行不当干预、执法依据不统一、不作为和乱作为、行政强制不力、执法人员法律素质有待提高、政务信息的公开化与网络化尚显不够等是当前行政执法过程中常见的七大问题。准确界定政府职能,科学设置执法部门;切实推行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清理汇编、明确公布全部行政执法依据;建立公益行政诉讼制度;加强教育培训,完善录用选拔制度;制定行政强制法律法规;建立电子政府,实现电子政务等举措则是克服上述行政顽疾,提高行政效能的有效途径。

刑事政策定义述评

刑事政策是刑事法领域的基本概念,在刑事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这一概念无论是在刑事实体法领域还是在刑事程序法范畴,也不论是在刑事宏观层面还是在刑事微观层面都被广泛的加以使用。但目前对刑事政策概念的定义尚未统一,有必要对诸种典型定义进行分析,并借鉴国外定义的合理之处对我国的定义进行完善,从而确立一种能准确界定这一概念并能与相关概念相协调的定义模式。

论我国律师辩护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改革的原则

我国律师辩护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法律对被刑事追究者获得律师帮助权利的保护不力,以及对律师辩护工作制约过多。这些问题的存在妨害了诉讼公正,影响了刑事诉讼制度的运行,并有损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文明与进步,因而改革势在必行。推进律师辩护制度的具体改革,首先应当明确改革应当遵循的原则,包括尊重国际司法准则,注意人权保护与打击犯罪的平衡,以及重视中国国情逐步推进改革等。

论当代道德教育中的本质主义思维批判

当代道德教育中存在这样一种认识:提高人的道德觉悟、思想水平,重要的在于找到人的本质、人的思想道德发展的规律,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实现对人一劳永逸的把握。这就是道德教育中的本质主义思维。它的产生主要是受实体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本质主义思维由于本身存在的流弊,无法解决道德教育和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困难与问题。反思和批判道德教育中的本质主义思维,实践思维和“德育叙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几个理论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任务的完成,教育内容的实施,教育方法的运用,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等,都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正确认识,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需要,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内在要求。

培育资本市场 支持西部大开发

西部大开发是解决我国东西部发展差距的一个重大举措,能否有足够的资本投入是决定其成败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由于东西部的差异,曾经创造了东部辉煌的吸引外商直接融资的政策在西部却行不通,解决西部发展所需资金的问题最终只能靠培育资本市场。

论西部制度创新

西部传统制度是制约西部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不足,体制改革滞后是西部地区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实现体制和制度创新,是西部地区经济活动的内在要求,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现,是西部大开发的一个重要的发展策略。西部制度创新存在着许多突出的问题。要实施西部大开发,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加快西部制度创新势在必行。西部必须实现包括所有制结构调整、企业制度创新、政府经济管理体制创新、各项法律制度创新在内的一系列的制度创新。

有限理性与西部农民的流向选择——以四川省广汉市调查为例

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减少农民的数量。农民到底流向何处?很多学者都认为小城镇是农民流向的主要选择地。然而,本文作者通过对我国农村改革的发祥地之一———四川省广汉市有代表性的两个小城镇的调查发现,基于西部农民的有限理性和小城镇的产业现状,极大多数农民都没有选择当地小城镇为主要流向地。

成都经济圈的区域特征及其带动效应

本文认为成都经济圈的圈层结构可分为核心层、紧密层、辐射层。辐射层中又划分为近辐射层和远辐射层,以涵盖川南地区。在对成都经济圈的基本情况和基本特征概括分析的基础上,论述了成都经济圈对卫星城镇建设和外圈城镇区域经济建设的带动效应,提出了“由点到面”和“由面及点”的带动思路。

浅析二十世纪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两条主线

二十世纪西方政治学的研究在两条主线上进行,一条是制度主义和行为主义的交替和融合,一条是政治问题经济学研究的兴起。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和新政治经济学分别是这两条研究路径的产物。这两条研究路线表明了人们对政治生活认知体系的不断深化。

论点集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