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文化传统的延续与创新之关系问题，存在时代差异，必须从特定语境历史与当下现实之关系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问题相关论断进行深度重构，即重新阐释并构建。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对文化全球化的大趋势有太多的描述，而对文化西化的资本主义弊端讲得比较简单。习近平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问题相关论断进行了重构，明确拒绝文化上的全盘西化，使马克思恩格斯论断中原有的两个要素(一般的文化全球化与西方文化的全球化)与中华文化的自主性达到一种新的平衡。针对马克思恩格斯论著中的“观念形态彻底决裂论”,习近平提出了“两个结合”,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造就出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样，这个有机体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便不再是原封不动的传统文化——已经由马克思主义的嵌入而发生了必要的决裂；而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概念存在于“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时，便说明了革命并不意味着完全切割文化传统，该保留的依然保留并发展。
如何深入剖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一学术议题?首先，需要回到语义学本身，对“转化”“发展”“优秀”“创造性”和“创新性”等关键词进行精准定义与解读，然后结合中央文献，寻求对这些关键词的权威解释。“转化”与“发展”均体现为动态过程，需要从全过程的视角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发展，即从中央政策的启动、历史的洗礼、理论的构建到实践的应用等多个阶段，生产出优秀的产品。“创造性”与“创新性”虽然都与“新”有关，但两者的侧重点存在差异。“创造性”更多地强调首创性，往往体现为某一对象或观念的原创或移植；而“创新性”更注重对历史的继承与发扬，涵盖了从不同维度到内容的全方位创新。
新质生产力，作为一个生成性概念，需从新时代的话语语境、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生产要素的多样性等层面把握其基本意涵。新质生产力的出场与我们党的实践探索密不可分。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在战略层面上，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坚持人才引领驱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政策层面上，发挥政府引导、市场调整在科研立项中的共同作用；坚持研发过程中政府主导、市场决定的协同攻关体制；坚持政府保障、市场评估以畅通成果转化渠道。在具体实施上，围绕重大科技工程，引领产业发展；建好科技产业园区，发挥集聚效应；立足本地优势资源，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和谋划未来产业。
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自我革命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就是勇于自我革命。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部署。在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中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完善，重点是抓住“关键少数”、发挥监督作用、用好问责利器。中国共产党关于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和制度体系的认知，体现了主客体的统一、原则与实践的统一、理论与经验的统一、管党治党与治国理政的统一。准确理解中国共产党关于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观念认知的结构内容、层次关系与变化机理，才能够更好地在实践中推进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评估结果运用是党内法规评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评估结果运用，既是党内法规评估活动的价值所在，也是党内法规评估活动的质量保障。党内法规评估结果运用的工作原则包括政治性、多样性和建构性，其要义旨在基于党内法规的政治属性，将评估结果运用纳入政治议程，赋予党内法规评估及其结果运用的权威性地位；基于不同评估目标，灵活运用工具性方式、概念性方式和象征性方式；基于不同评估功能，明晰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方向和运用领域。党内法规评估结果运用方向可以概括为“以评促改、以评促建、以评促治”,其核心在于促进评估结果运用转化为党内法规实施的有效性、党内法规体系的规范性以及依规治党的治理成效，进而推动党内法规执行、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和强化依规治党。当前，党内法规评估结果运用还停留在不自觉或无意识状态，为克服党内法规评估结果运用不足问题，需要建立健全公开机制、报告机制、监督机制和环境机制，从决策、执行、监督等维度，全方位保障党内法规评估结果得到科学运用。
在数字政府建设浪潮下，公共行政日益依赖算法。但算法行政所表征的黑箱、扭曲、不公等异化现象，昭示其合法性危机。算法虽与法律具有相似结构，以控制行政活动来担保“形式合法”,但并未当然证成其合法性。因为政府活动往往需在不同情境下考虑各种“隐性知识”,并面向持续变化的任务而调整，不能仅基于规则确定的条件与后果来决策，而需通过“沟通”来证成其合法性。引入“沟通合法性”可知，算法在运作符号、创制方式、适用方式等方面与法律具有差异，诸差异削弱了算法行政的社会沟通能力，是构成合法性危机的深层诱因。故须将“沟通”嵌入算法创制与适用阶段。在创制阶段，应发展“通告—评论”的沟通程序，即以“主题描述”为内容的算法披露和以“有序方式”进行的算法评价；在适用阶段，应强化“说明理由”和“提出异议”,强调基于场景和个案的“算法解释”和对算法方式、内容的“算法异议”,以作为补强算法行政合法性的基本进路。
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更新迭代与迅猛发展，构建保护数据资源的刑事法治规则体系与框架，发挥刑事法律的社会保护功能，既是增强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数字经济风险防控能力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课题。当前数据犯罪刑法规制模式存在诸多流弊：在规制内容方面呈现出“重控制、轻利用”特征，忽视了数据本身分享、流动的惯常性，无法实现对数据安全的全链条保护；在规制主体方面呈现出“重监管、轻内控”特征，将企业置于单纯接受刑法强制治理的被动地位，忽略企业自身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其规制效果难以彰显；在规制方式方面呈现出“重刑事、轻行政”特征，易形成对技术研发自由的阻碍，不利于为科技创新保驾护航。据此，为实现数据犯罪刑法规制模式的系统性与有效性，在规制内容方面应弥补数据利用阶段的结构性治理缺陷，实现对数据犯罪行为链条的完整规制；在规制主体方面应构建与监管机制相配套的内控机制，以此来弥合单向度规制模式的局限性，实现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共同主导的双轨制“数据共治”;在规制方式方面应构建与刑事惩治相衔接的行政“滤过”机制，充分发挥行政前置法治理侵犯数据安全行为的功用，实现科技发展与社会治理的动态平衡。
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无限的数字空间和媒介传播场域，也给文化的多样化发展带来了挑战与机遇。数字时代给社会生产、生活等领域带来的深刻变革，也进一步加快了全球化的进程，由此导致文化领域的认同成为一个显性的、备受关注的学术问题。文化认同中最微妙、最抽象的审美认同，在我国文化实践中获得了有益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数字技术推动下的媒介多元化、信息化作为数字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表征，在文化的发展与审美认同的当代建构中以其独有的媒介特质产生了多重的价值与意义。而审美认同在这种数字媒介的赋能下，将进一步扎根于中国的文化实践、人们的日常生产与生活，不断重塑自身与发展演进，从而实现增进文化认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的目的。
随着互联网进入移动互联阶段，用户与互联网联接更紧密，平台规模更大，注意力逐渐成为稀缺资源，社会已经进入注意力经济时代。内容电商依托信息平台配置注意力资源的强大能力，创造了“无限商场”的销售模式，改变了商业逻辑，同样也改变了减贫的逻辑，为乡村脱贫创造新条件。贫困人口注意力资源匮乏与获取注意力资源的能力不足，使注意力贫困问题成为贫困的一个新维度。通过信息流赋能，构建全链条赋能减贫机制，帮助贫困人口掌握信息营销的“新农具”,把握新市场空间和新社群创造的机会。同时做好“品设”打造，巧妙利用信息大规模传播的优势以及平台导流的效率，使扶贫减贫、乡村振兴能够掌握先进生产力、用好先进生产工具，从而推进内生式脱贫以及乡村共同富裕，实现经济和社会价值双提升。
当下，我国各地数字乡村建设蓬勃发展，但数字建设的“悬浮化”“被动化”等问题不断浮现。浙江X村聚焦“附近”,积极探索数字技术与乡土社会有效接合的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为数字乡村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在日益流动化、老龄化、空心化的乡村，通过运用多元数字化媒介，从时间、空间和社会维度激活“附近”,在公共服务供给中推进基层政府、乡村精英和社会力量广泛合作，使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乡村社会。关注“附近”视域下的乡村数字化转型，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全球与地方、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扩大数字技术在社会领域的赋能效应，是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社区治理情境复杂多变与社区治理能力有待优化的现实张力要求社区治理创新发展，党建引领和数据驱动成为创新和优化社区治理不可或缺的主导力量。结合既有学理探讨，以广州市三元里社区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制度—技术”框架提炼社区治理的内在逻辑，即制度赋权下的“核心—组织”逻辑和技术赋能下的“多元—行动”逻辑。从三元里社区的治理实践中发现，通过条块整合、跨界合作、多元参与的组织化治理和数据驱动、算法驱动、需求驱动的粒度化治理，实现了对社区本体、组织群体和居民个体的制度赋权和技术赋能。在这一过程中，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的制度建构和以数智驱动为核心的技术支持的双重叠加赋能，构建了中国式社区治理实践的未来图景，从而在治理方式、治理结构和治理效能层面实现社区治理智能化、简约化和效能化，促进社区能动治理的生成。
大数据管理机构是经济社会大转型和数字治理背景下的机构创新，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扩散效应，为完善国家数据治理体系奠定了组织基础。文章对大数据管理机构在省级行政单位的创新扩散过程进行分析，剖析其时空演进特征和多元逻辑，结果表明：在时间维度，扩散曲线呈S型，在扩散缓慢期由经济逻辑、政治逻辑和行政逻辑驱动，在扩散增长期主要受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影响；在空间维度，其扩散过程兼具邻近扩散和跨区域扩散的特征，以东西部部分地区为两个集群核心，环绕式向全国其他地区辐射，东部地区受三重逻辑共同驱动，中西部地区由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主导。文章尝试刻画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部门创新扩散故事，为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提供一些参考。
<正>一、马克思主义研究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研究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研究二、政治学研究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研究国家安全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研究三、党的建设研究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研究全面从严治党研究大党独有难题研究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研究基层党建研究四、经济学研究高质量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与生态文明研究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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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一、注释注释是对正文中某一内容作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的文字,采用页下注方式。注释序号用(1),(2),(3)……标识,每页重新编号。二、参考文献参考文献置于文后,按照其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以阿拉伯数字连续编码,序号置于方括号内,在正文中作上标,并与文后的参考文献一一对应。同一文献多次引用时,标号及页码可合注。具体著录规范如下: